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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

《耶誕紀念》德國傳統再現：為另類耶誕節慶而做的可食用地標建築
後劇場本計劃目的為深入研究不同國情的民眾與不同型態的歷史或政治性紀念碑之間的關係。兩個城市：柏林與台北，同時在短時間的歷史中有著巨大的政治變化。歷史可以從建築的本質與特定的紀念碑中來解讀。

棚橋洋子 多媒體藝術/設計

離開電影製作後，我在2001年發現現場表演的吸引人處，並加入了「後劇場」-一個跨界表演藝術劇團，並且於2003年成為藝術總監，我的目標是讓表演者、觀眾和多媒體作品都能夠平衡地在作品中講述故事，我仍然是從「故事」作為出發點，但也在尋找如多媒體感應等新的方法去陳述故事，強烈的電子媒體和現場表演，經常要專注在如何為觀眾製造強而有力、且獨特驚奇的經驗，劇場在特效方面永遠不敵電影，而電影的影像在現場舞臺上也常常奪走了演員的光芒，同時由於環狀電子媒體，觀眾的感官也因而被改變，儘管如此，現場演出仍然有其奇妙之處，因為肢體的呈現、因為它的真實、因為它需要觀眾在特定的時間前往特定的地點。在每個作品當中，我考慮的重點是如何「擺置」並且讓觀眾可以融入我所創造的跨領域組合裡。我主要使用的媒介：影像，從來都不是用來裝飾的小玩意，而是被當作另一個「表演者」，我對於如何將錄像放在立體空間中產生「觸覺」效果感到興趣，因此我已經嘗試將影像投射在沙子、矽膠、氣球、餅乾、石菜花、桌子、百葉窗和其他的物體上，而這也為觀眾或現場演出者創造出不同形式的互動。
除了我的跨領域手法，我也身處在一個相當有趣的跨文化情境中，我是一個日本出生、接受美國教育、而居住在德國的人，我確實反映出了我的日本文化傳承，但是我也以一個更批判性的方式來看待自己的背景，而柏林也對我的智識啟發有極大的影響，尤其是德國人對於歷史、政治和藝術的質疑方式。

在我2004／2005的作品《天堂便當》當中，我以一個德國/日本/台灣的作團對，敘說了關於新力企業創辦人的故事，由於這個故事和人們在紐約所感受到的跨文化過程相關，這也理所當然和所有參與製作的合作者的故事有關，而我的下一個計劃《安全地帶》，也是一個跨文化的結合，這個計畫和南京大屠殺是如何在不同的國家當中被知悉、教導和未被提及的歷史相關。

能夠和新加坡-日本-德國共同合作這個計畫是很自然的，我也希望可以和台灣藝術家結合，對我來說藝術複雜的創作過程和它最後被呈現在大眾眼前的作品，是同等重要的，因此我期待可以帶領一個工作坊和座談，因為這些活動是讓表演者和我自己可以達成共同學習的方法，我已經在德國、奧地利、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泰國和日本等地教書及演講，比起單單巡演於各國家，能夠和每個國家的藝術家有共同工作和參與工作坊的機會，是更令人感到有價值的。

2007年1月
身為日本人，我對理解母國的歷史有特殊的責任感，而台灣在許多方面是和日本殖民息息相關的。

研究

在我第一階段的駐村，我將探巡在殖民時期的紀念性遺址、博物館和場所，並且尋找當時的見證者，同時與大學歷史系所聯絡，跟大家就這段時期的了解進行採訪，這也包含和較年輕族群的對話，他們對於歷史理解的途徑是來自哪？21世紀的校園如何教導20世紀的歷史？漫畫或是電影如何幫助或阻擾對歷史的認知？

工作坊

我會藉由錄影和錄音等方式記錄研究，然後在第二部份和表演藝術系的學生，以教導「紀錄劇場」和學生展開表演工作坊，並與他們討論上述所提及之問題，以及他們如何把這些議題搬上舞臺。我會呈現過去所做過的作品做為參考，並指導參與者創造出自己的作品。

紙芝居

我也將基於上述之經驗，實現自己計畫之藝術性表演，我會在台北表演「紙芝居」- 一種日本的說故事技巧，我將印製許A3大小的照片，並且說故事，而這個表演將會以之前我所做的歷史研究相關，這個呈現將會與本地的藝術學生、藝術家共同合作，尤其在我不會說中文的情況下，我希望能與本地的表演者共同表演，要將紙芝居轉化成為一個台灣式的表演相當具有挑戰性，也非常有趣，對我來說，如何在大眾表演當中運用、濫用或忽略我的壓力，以及我的「日本性」，變成另一個議題。

記錄和準備

紙芝居計劃會被完成紀錄並且可能會和之前所做的研究製作成DVD，而來自紙芝居的影像也可以成為展覽的一部份。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屆時能與台灣的一些機構有所接觸，朝向一個更大型的劇場製作「安全地帶」：這是一個和南京大屠殺相關的表演，而紙芝居會是其中一個部份，雖然紙芝居是一個獨立作品，我也將它視為大型演出的風向球，最重要的是和本地的歷史學者、藝術家、一般大眾等各類型人藉由討論和會面而有所接觸。而這也是我對藝術的看法：藝術是在一個跨文化的世界中讓我們達到互相理解的途徑。

馬克思．舒馬克 藝術總監／編劇

劇場是一個永恆的合作藝術形式，任何一個複雜且具有衝擊的表演，勢必得結合來自不同領域的藝術家，這是我身為導演或製作的工作：我對於結合他人的天份感到興趣，我的天份是鼓勵他人的熱忱和策使藝術家加入合作的計劃，一旦這開始運行，我發現我自己退到協調人的角色，身為導演，我不追隨傳統認定導演應該如何的規則，我對劇場的態度就是不斷地質疑劇場：劇場可以如何以新方式執行？觀眾如何被囊括？劇團可以怎麼被宣傳和呈現？
我接受過相當扎實的學術訓練，一開始在編劇，接著學習表演，而這引導了我作為藝術家的作品呈現方式：我和理念、想法、文字分離，我克服他們，然後創造非科班樣板的作品。住在紐約確實為我的藝術發展帶來相當大的影響，在一個文化交融的環境下，解構了我對於西方劇場的概念，我認識來自韓國、新加坡、台灣和日本的同僚，和他們討論，並與他們工作，也由於我的紐約際遇，我開始前往我所共事的藝術家的母國旅行。我的藝術使命反映在後劇場上─一個與不同族裔共同於紐約成立的劇團，「後」在這裡表示著超越，有什麼是可以超越我們所認知的劇場？超越東方或西方、超越傳統或前衛？我是第一代伴隨電動和音樂錄影帶長大的劇場人，而這些經驗也成就了不同的劇場需求和堅持。

因此如何在多媒體科技、全球化經濟、以及身分認同後現代概念下，讓劇場成為一個更有效的藝術形態？我不認為我可以說出劇場的未來，我也希望我永遠不會找到答案，但是我希望我可以繼續探索那些關於劇場的問題，好讓我自己以及我的合作者繼續走下去。

2007年1月

1999年時我曾經造訪台北，對當時帶領我到處觀光的台北學生和藝術家的熱情深有感觸，人們對我在柏林和紐約的劇場經歷感到好奇，更重要的是多數的藝術家對於其他藝術家是出於真心地欲求理解，在我現在的家柏林，人們對於藝術的可能潛力抱持觀望，我想知道在將近十年後，當時對於台北的正面感受是否改變，當時台灣人民對於族群、語言和文化傳承的爭辯令我驚訝，這也將是我打算在2007年度執行的計劃「安全地帶(Safety Zone)」的理想基礎。

德國籍的作家約翰‧拉貝在中國居住將近三十年，親眼目睹並紀錄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起而對抗日軍，並且撰寫了傳記《中國的辛德勒》，除了此書之外，我想從一個比較中性的觀點來看南京大屠殺。在歐洲關於二次大戰太平洋戰場的資訊極為稀少，我打算在台北尋找在二次大戰前後在台灣和東亞的前德國愛國者社群。同時我也想進行的另一個計劃是訪問年輕的學子，詢問他們所理解的祖父母的故事，以及為什麼他們會知道這些關於二次大戰的歷史。

這些最後將成為一個工作坊的素材，在工作坊當中我將和本地的年輕劇場工作者討論編劇法和以調查為基礎的劇場可能性。不管我是在旅行或是巡演當中，我發現能夠和當地的藝術家合作，進而更了解這個地方，而不僅止於單純的藝術創作，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此外，我相信「經驗生態學」─身為一個藝術家、從作品當中我所得到的經驗，必須和其他藝術家分享，藉此我可以以藝術家的身分調整我的作品，我不僅創作表演，同時也在這些表演當中，與合作小組、觀眾和媒體創造對話和學習空間。